热点资讯包惠僧人物回忆：回忆李大钊
1922年夏天刚开始那会儿，我在武汉地区忙活着，突然有一天，党中央发来个电报，说让我火速赶到北京，找李大钊同志领个新任务。
我来到北京后，先去了马神庙那边，北京大学第一院宿舍马路对面的一个普通房子里，见了范鸿劼和邓中夏两位同志，那儿就是北京区委的办公地方。
他们得知我要来北京后，就热情地让我住在了这儿。
那天晚上吃完饭，邓中夏带着我去了西城后闸胡同三十五号，见了李大钊先生，跟他聊了聊天。
在北京，人家的大门通常都是紧闭着的，有访客得先敲门喊话，报上自己的姓名，主人应允后才能进屋。
李大钊同志家的门总是半开着，因为他没雇专门看门的人，家里人来人往很频繁，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不关门，让人随便进出。说来也怪，他家从没丢过啥东西。
他住在一个小巧的四合院里，北边那屋是睡觉的地方，南边是看书学习的屋子，西边既是接待客人的客厅也是吃饭的地方，而东边那间则用来放杂物。
院子里空荡荡的，没种啥花草，屋子里头也简单得很，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找不着，由此可见，李大钊同志的生活是多么节俭。
我这次到北京，是特地和李大钊见个面，之前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见面的时间。
我们一进门就直接走到他的书房，这书房是由三小间并起来的大房间，三面墙都靠着大书架，总共有四个，架上满满当当都是书，有咱们中文的，也有外国语的。
窗边摆着一张挺大的办公桌，对面则是两张长桌，上面满满当当堆着报纸、杂志，啥都有，国内的国外的，跟书一样丰富。
看他收藏了那么多书，就能明白他在学习上下了多大功夫。
听说，不管他有多忙，每天都会挤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回家看看书或者写写东西。
这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生活习惯，从未停止过。
我们在他书房里头稍等片刻，不一会儿，李大钊就到了。
他个子很高，性格很和善；留着平头，长着一张椭圆脸，还有两撇浓浓的八字胡，黑得发亮。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用爱国布做的长衫，走起路来慢悠悠的，说话时也细声细气的。
他迈进书房，一边热情地跟我们握手，一边贴心地问起我：“早上到的吧？住哪儿了呢？住得还习惯不？”
我回答完他的问题后，他继续说道：“听说你们在京汉铁路南段的工作已经上手了，我们很高兴。为了方便你们开展工作，中央决定让你们五位同志到交通部，我会帮你们安排。虽然职位不高，但胜在自由，对你们执行任务会有很大帮助。”
说到这儿，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掏出一份交通部的任命书递给我，说：
你明天赶紧去办出差的手续，跟几位负责人打好招呼，他们就会把所有需要的证件和免费火车票给你，之后你就能在京汉铁路上随便坐了；在武汉的工作也不会受影响。
你得找个靠谱的帮手，能跟各方打好交道，保证工作顺顺当当进行。
你的工作范围很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得小心处理好人际关系，千万别让反动派知道你的政治立场。”
瞧了瞧那份任命书，再听完他这一通讲述，我完全懵了，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干这份活儿。
我从来没有踏进过官府的大门，也没跟那些当官的大人们有过什么来往。
我虽然经历了不少世事，但这次走的却是一条全新的路，这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还没想好该跟他说啥，李大钊就看出了我的心思，接着他便开口说：
咱们干党的工作，目标就是革命；搞劳动组合，也是为了这个革命大业；现在进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做事，还是为了推动革命。
首先，有了这个职位，我们就能更方便地进行秘密行动，还能让工作变得更高效、更出色。
另外，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咱们能学到不少处理行政事务的小窍门和与人打交道的方法，还能结识更多朋友，开阔不少眼界。
革命者们得从日常生活里真切了解这个世界，之后才能在真实斗争中去改造它，光在学生和工人中间打转可不行，我们的行动得更深入。
第三，高定庵，那时候的交通部长高恩洪，他是个懂科学的人，还带着一股书生气，没有那些政客常有的圆滑。他对交通系统里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打算好好整治一下交通部下面的各个部门。
由于缺少得力的帮手，他希望我能从北大挑几位有能力的年轻人来协助他。原本打算让你们五位都去做他的秘书，在总长办公室或者秘书处干活。
我觉得咱们的伙伴们应该都没做过官，处理秘书那些事儿不太拿手；再说了，整天待在办公室里也不太方便。
我说，不如把你们五个人安排到京汉、京浦、京奉、京绥、正太这五条铁路上，先去实地看看情况，找找能改进的办法。
在接下来的三到六个月里，你们得在各条战线上站稳脚跟。对于分配给你们的任务，不妨适时提点自己的小建议。说不定半年之内，你们还得换个部门继续干呢。
听了李大钊的话，我心里挺受触动的，就不再往难处去瞎琢磨了。
我们还聊起了他一九二一年去洛阳和吴佩孚会面的事儿，还有吴佩孚发布的那个“维护工人权益”的通电。那次工人运动后，事情经过了一番调整，慢慢步入了正轨，干起来也顺手多了。
武汉的工作自“二七”大罢工后一直没恢复过来，咱们有些伙伴和京汉铁路的工人们之间还有点意见不合，我心里有点犯怵。
我老婆在唐山扶轮学校当老师，因为快生娃了，已经回北京准备在协和医院生产，这是我们头一个孩子呢，所以我申请先别调动工作或者晚点儿再调，但中央没同意。这是他们第二次来信，催李大钊让我赶紧往南边走。
李大钊喊我到他家去，递给我一封中央来的信，说：
不管在哪儿干活儿都一样，党叫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听党安排就是守党的规矩，这也看出一个人的党性强不强。这些老话儿你心里都明白，我就不多啰嗦了。你爱人生孩子的事儿，大伙儿都能帮忙照看，你别牵挂。除了这个，你还有啥难处不？
我说：“我感觉在武汉干工作挺不容易的。”
李大钊讲：“这次调你去，正是因为那边工作不容易，咱们共产党人啥时候怕过啥困难呢？”
说到这，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
我最后决定一两天之内就出发去南方。
我们道别的时候，他抓着我的手不放，跟我说：
你跟仲甫和秋白说一声，曹锟花钱买选票这事肯定是板上钉钉了。咱们虽然使劲浑身解数，想把这事儿搅黄，但在枪杆子和钱袋子的威逼利诱下，那些议员大佬眼里哪还有民主和公正的影子啊！
胡鄂公啊（那时候他是众议院的议员），说想入党那是真的，但说反对贿选那就是假的了。他这回跑到上海，明摆着是想名利一把抓，咱们可不能被他给耍了。”
他笑着叹了口气，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我压根儿没想过，那次见面竟然是我和大钊最后一次相见了。
四年多以后，我从武汉调到了广州工作，而他一直留在北京，带着我们的同志和一些革命群众跟坏势力较劲。不管是直皖之战、直奉大战，还是奉直联军和国民军的冲突，他一直都在努力，想让敌人内部瓦解，同时壮大我们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1927年，就在蒋介石国民党要背叛革命之前，4月6号那天，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给抓了。经过整整二十天的残酷拷问，李大钊硬是一声没吭，啥也没招。
到了四月二十八号，敌人残忍地把他杀害了。
跟李大钊一块儿牺牲的，还有出色的共产党员范鸿劼等十九位同志。
李大钊一辈子都爱学习，敢于担当，性格刚强，对人非常热情。
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个知识丰富、耐心教学生的好老师。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党中央的重要成员。
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既是国民党的一员大将，也在中央政治委员会里担任要职。
在二十年代前后那段时间，他是中国革命运动里非常出色的参与者。
他走得太早，才三十九岁就英勇牺牲了！真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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