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教员故事之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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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陈独秀准备提拔教员，将他调到上海。
同时间，湖南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开始发行。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教员于4月10日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
这一年教员刚满30岁，还很年轻。
但教员身上的那种伟大，已经在此文中初见端倪。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曾说过的一句话 ：“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毛泽东有敌人吗？
太多了。
党外最大的对手是老蒋，党内还有张国焘和王明之流。
但这些人不是教员的私敌，他们只是某一阶段，阻挡在事业面前的人。
教员最大的敌人，恐怕还是那个吃人的“旧制度”。
当教员写出《外力、军阀与革命》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想明白了，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敌人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带给底层百姓无限痛苦的旧制度，旧社会。他将用尽一生摧毁它。
教员终归是不一样的。
1
与旧世界为敌
教员一路走来，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他拒绝融入旧社会的圈子，不管这个旧社会给了他什么好处，他都拒绝融入。
他父亲安排的米粮商人出路，在当时的韶山冲，就是最顶级的出路。不知有多少农家子弟，做梦都想有教员那样的家业去继承。毛顺生奔波半生，置办了几十亩地，建立了米粮、牲口买卖的生意，是很自豪得意的。
但他的儿子却不屑一顾。
在东山小学堂里，湘乡子弟引以为傲的宗族圈子，教员照样不屑一顾。
他借湘乡人的渠道到了长沙后，并没有刻苦读书以求进入上层圈子，反而转头就参军了。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那个年代的人都以当兵为耻，朱老总参军都不敢在家门口，千里迢迢从四川跑到云南上的军校，免得让家人承受社会压力。但教员对这种社会观念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有为国家出力的义务，于是就去了。
很多人舍不得抛弃的精贵出身，教员根本不在意。
教员这个人太特殊了，他生于旧社会，小时候也读四书五经，周围的亲友都在旧制度里打转。他表哥文运昌已经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结果转了一圈还是回到旧制度里，成了一名乡绅。
但偏偏教员形成了一套排斥旧制度的思维方式。
教员在长沙上学时很喜欢交友，有一天到一位朋友家里，教员眼见这位朋友跟老仆交待买菜的细节，掉头就走，从此不再跟这位朋友来往。
为啥不来往？
教员原本以为这位朋友是有新观念的新人，没想到骨子里依旧是个俗不可耐的旧人。清末民初，外力对中国社会影响太大了，在新知识的冲击下，大量旧社会的权贵子弟们也出国留学，学习新知识。
就像湘军发财后，在老家湘乡建了很多学堂，为了获取新知识，还花大价钱找了不少留过洋的老师。
东山小学堂里，就有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老师。
但这帮人急着学习新知识，不是为了打破旧制度，反而是为了巩固旧制度。在追求新知识，掌握新技术上，他们比许多底层老百姓更急迫，更用心，也更有条件。
他们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子孙的福祉，全都靠旧制度维系。
时代可以更替，但他们的位置不能更替。
于是湖南湘军集团疯狂投资教育，一边培养自己人，一边积极招揽像教员这样有潜力的农家子弟。
所为所图，不过是为了继续让他们留在新金字塔的顶端。
整个旧社会都是这么玩的，他们设置了很多诱人的生态位，给有能力、会读书的人，分一杯羹。
不用从事生产，不用吃苦受累，不用交税，上来了就给你一个特殊的社会地位。
要求只有一个，不要反对旧制度。
为了求得这样的位置，不知多少人挤破脑袋，打得不可开交。
教员到上海进入国民党高层圈子后，他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人，还被人挤出来了。我们后续会一一讲到。
就连张申府这样的建党元老，为了几千大洋，为了一个位置，脸都不要了，在1948年硬是违背大形势，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简直被抢位置旧思维烧坏了，蠢的让人无语。
教员一路走来，不知遇到多少这样的诱惑。
哪怕他的恩师兼岳父杨昌济留给他的人脉资源，他也丝毫不留念。
他亲自送了很多人出国留学，但教员自己却选择留在国内。那时留洋学生的身份是很吃香的，代表着更好的出路，教员可能需要留洋、名校的资源提高自己，但他并不可渴望这些身份光环背后代表的出路。
别人打破头都要抢的社会出身，拼了命都要进入的高层圈子。
教员弃之如敝履。
金字塔哪一层教员都不感兴趣，没有金字塔，才是教员最想要的。
但教员很快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2
快速成长
这个世界不是由理想主义者推动的，也不是由现实主义者推动的。
而是由万千群众，在懂得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领导下推动的。
为什么一定要打破旧制度？
没有所谓的地上天国，再好的社会都存在问题，有问题不一定要打破，还可以改良。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只要日子还能过下去，没有人想要用打破秩序这种激烈的手段。
但晚清社会已经腐朽到了极点，这个极点是有鸦片战争、甲午海战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作为支撑的。
政府签了这么多赔款，出卖了这么多主权。最后买单的却是底层老百姓。
决定命运的权力从不在自己手上，大人们在不平等条约上签了字，洋大人们就能通过一层套一层的血管，从老百姓身上抽走利润，这就叫制度。
只抽不补，越抽越多，直到吃干抹净，这就是旧制度。
朱老总家是最典型的清末佃农家庭，一家十几口人，分工明确，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结果活越干越多，税也越来越多，除了没饿死，到年底啥都没剩下。不用大惊小怪，古代所谓的盛世，就是老百姓能稳定的饿不死。
最后老朱家终于发现旧制度的奥妙了。
要想逆天改命，要么彻底打破它，要么就加入，再无他法。
种地的上限就是处在饥饿边缘，饿不死。
想改变？那就去读书，但科举原本就是阳谋。读了书，就要受封建思想影响，不读书，就改变不了。好不容易拿到功名了，还有无穷无尽的晋升游戏等着你。
这套复杂庞大的游戏规则，不知圈住了多少人，引得无数人竞折腰。
教员曾天真想过推倒金字塔，把这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毁掉，建立一个没有阶层的社会。
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曾认识了几个北大学子，经常探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可行性，尝试建立一个不要政府，不要金字塔的社会，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但很快，教员就发现无政府主义根本不可能实现。
社会只要还运转，就存在枢纽问题，有枢纽就有管理调节的需要。
哪怕一家工厂，都需要一个管理部门进行分配、管理、调度，更何况一个国家。
放弃无政府主义后，教员转到了改良主义。
3
教员的立场
教员投身政治运动时，清政府已经被推翻了。
孙中山等人此前以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直到袁世凯称帝，才不得不承认，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时期。
教员是湖南人。
湖南地处南北要冲，是南方革命政府北伐和北方军阀南下的必经之路，于是就成了南北军阀斗争的缓冲区和主战场。
湖南老百姓那时是真不容易，几乎每个月都有战争发生在湖南。旧社会的部队，自然没有爱护百姓一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18年南北战争，北洋系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10余万人，战事结束，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
于是教员在驱张成功后，想到的第一个改良办法，就是搞湖南自治运动。
先把湖南建设强大了，然后再来梳理全中国。
但教员亲身参与后，才发现对于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社会而言，改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自治更是痴人说梦。
1920年3月，教员在给黎锦煕的信中说的很明白：
“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灭。”
教员把政治改良形容为向虎口里讨碎肉。
“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
这个比喻很贴切了。
但这里有一个重点，教员说“益处”不大，是指谁的益处？
是他自己的益处吗？
一个农家子弟，仅凭领导了几年的运动，就能在一个省里占据很高的位置。这益处简直大到了极点。
但教员的立场，早在他家大米被饥民抢走时，就已经清晰了 。
1910年是个荒年，长沙米粮商人却趁机抬价，导致饥民暴动，甚至有一家人走投无路选择投塘自尽。还有更多的农民，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了造反。
最后全被清政府派兵镇压，无辜惨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都忘记这件事了，但几十年后教员依旧印象深刻：
他跟斯诺说这“影响了我的一生。”
旧社会不给老百姓留活路。
政府镇压造反，好像很有道理，而老百姓走投无路不造反怎么办呢？双方的选择好像都能站得住脚，都是很合理的。但一切都很合理，结果悲剧还是大规模的发生了，百姓还是惨死。
教员当时想不明白为什么。
但他的立场，已经不知不觉中跟老百姓站在一起了。
第二年，韶山的饥民们也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顺生准备运往县城粜出的一批大米。毛顺生气得要命，但教员并不同情父亲，也不为自家的财产损失而感到心疼。
立场决定态度，而态度联系着情绪。
情绪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立场。
教员的立场始终站在中国大多数人这一边，站在底层大众这一边，从未更改。
这也是教员去世这么多年，老百姓依旧怀念毛主席的原因。
在军阀乱斗的年代搞政治改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底层百姓的局面，只能解决领导人的个人出路问题。教员得到这个结论后，立马就放弃了这条路，毫不犹豫。转头开始寻找能根本解决的办法。
随后教员去上海参加建党，返回湖南后干了两年的工人运动。
但教员在领导工人运动中，政治观点再次更新迭代。
4
教员的朋友圈
教员从不渴求在旧社会的高级圈子里，寻一个位置。
但人只要在社会中活动，就少不了要建立各种联系，要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否则是没有办法干事的。
教员走的是另一条路，自己创造新的圈子。
既然要打破旧制度，创造新社会，自然要用新人。
教员对朋友的要求很高，曾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寻友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联系他。
联系是第一步，教员还有面试环节，满意了才会成为朋友。
李立三当时也去“应聘”了，他听教员说了一长串，结果不晓得要回答什么，于是就转身离开了。而他就成了教员口中那三个半朋友中的半个。
教员建立的最大最成功的圈子，应当是新民学会。
这个学会成立时的主事虽然是萧子升，但核心人物是教员，这是确凿无疑的。
我们此前聊过教员办工人夜校的事。
这件事是教员利用学友会的人脉关系弄的，那时教员是一师在校学生群体的绝对核心，还曾联合同学在猴子石成功缴械了一支溃兵。而后来的新民学会，就是以学友会为核心成立的。
学会成立的一大原因，是教员那年正好毕业。
他不想跟这些同学们失散，想继续维持这个圈子的存在，于是牵头成立了新民学会。此后，因为教员从无政府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发生过一次分裂，萧子升跟教员分道扬镳了。
新民学会总共有78人，其中38人加入了共产党。
教员创建的这个圈子，在打破旧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李维汉、蔡畅、谢觉哉、萧三、郭亮、张昆弟、方维夏、夏曦、罗学瓒等等都是党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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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合影，右六双手叉腰站立者为毛泽东）
绝大部分人都牺牲了，活下来的是少数。
教员是新中国主席，李维汉是新中国统战部部长，蔡畅是新中国妇联主席，谢觉哉则是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当初那群学生立志要改造社会，当时都当笑话看，但他们自己是认真的，最后也真的实现了。
教员的交际圈，基本是以新民学会作为基点辐射开的。
他湖南领导工人运动时，党已经成立了，新民学会大部分会员都在党内，自然也就停止活动了。
党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大事是组织工人运动。
在新民学会干部的帮助下，教员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以湖南为中心建立了不少万人工人俱乐部。
教员还曾多次去安源，深入矿井中查看工人的工作条件，后来指示李立三以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入手，帮助工人解决吃喝的问题。发展到最后，安源工人俱乐部成了可以满足工人子弟上学、吃法、购物、保卫等多种功能的综合体。得到了工人的衷心拥护。
一个有上万工人的俱乐部，看起来战斗力是很强的。
但正因为教员亲自领导建立了多个工人俱乐部。所以他认识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工人的力量不足以完成革命。
湖南几千万中，工人只占了几万人，而农民却占据了几千万。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教员三大会议上讲：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
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
那时彭湃已经在广东开始搞农会了，但教员并不知情。他是通过实践得到了革命必须依靠农民的结论。
教员在湖南领导的工人运动并不是没有用。
安源工人除萍乡土著外，大都来自醴陵、浏阳、长沙、衡阳、湘乡、吉安、莲花各县的农民。后来工会被强制取消，安源路矿也因为汉阳铁厂熄火而基本停工，大量工人们只好返回老家谋生，还有一部分人加入了独立团。
而这群人经过工人俱乐部熏陶过的农民，成了教员在井冈山领导土地革命时的基础。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只是很多事藏在水下，不被人知。
4
最后两块拼图
1923年4月，教员奉命前往上海。
此时教员刚满30岁，还是个年轻人，但他对中国的局势，对中国革命的实现路径已经有了大致脉络。
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教员不仅全都实践过，他还通过走访和谈心，深刻了解了中国农民，学生，工人的诉求和利益所在。此时还不能说教员是最懂中国情况的人，但相比那些住在洋房子里的大人先生们。
教员无疑是最清醒的那个。
而教员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展现出来的分析逻辑，已经初见伟人气象。
教员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到的呢？
第一点理由是，外力必然会选择军阀来统治中国。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原本是各顾各的，但一战后这些国家元气大伤，需要和平共处，加紧恢复实力。
于是在华盛顿会议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步骤达成了一致。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在大会上通过，就是证据。
列强合作后，他们会想着最大化榨取中国的利益。
对于西方列强来讲，一个处于分裂内战的中国，并不利于他们从中国榨取利益，他们需要一个类似清政府的反动政府，才有利于他们榨取利益。
而列强会选择谁呢？
对于列强而言，民主派统一中国比分裂割据的情況还要不利。
“只有由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于他们就最利。”
所以列强必然会选择扶持军阀势力来统一中国，这是对他们最有利的。
外力会扶持军阀夺取政权，那中国的内部情况呢？
在这里，教员引用了很详细的数据，“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
中国农业经济占主体的情况，决定了中国各省的交通、信息、资源很难快速流通，意味着统一管理的难度很大，很多省连铁路都没有半寸，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军阀割据。
“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中国现在是最便利于军阀统治的。”
教员就通过这两个理由，判定中国未来不久：“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而且还是最坏的内外沟通为恶。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的反动力量非常强大，革命力量必须团结。
所以教员又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
接下来会出现一个极黑暗的阶段。
但教员并不感到害怕，他在结尾说：“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
历史已经证明，教员对接下来局势走向的判断，全都正确。先是国共合作，随后在大革命接近成功时老蒋反叛，成为最大的军阀。此后革命也确实迎来了很艰难的时期。
井冈山时期，林彪等人对前途感到悲观，但教员为啥不悲观？
无他，教员早已预料到，并提前做出了选择。
教员的选择从未改变：跟旧制度死战到底！
但那时的教员还不晓得农民该如何组织，组织起来后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所以做起事依旧没有底。
1923年4月，教员离开长沙，一年后因在上海执行部斗争失利，返回湖南养病。说是养病，其实是回到湖南搞农民运动，积攒经验。
1925年晚秋，北伐即将开始，中央来信，急招教员去广州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此时，教员对如何组织农民，已有初步把握。
对于如何战胜旧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只差最后一块拼图，这块拼图要等两年后，才能拿到。前往广州时教员路过长沙，提笔写了《沁园春·长沙》：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教员的豪迈之情溢于言表。回顾往昔岁月，他没有一天虚度，历经多年寻找实践，从驱张运动到农民运动，终于扫清了所有迷雾。
教员不能不感到兴奋。
此刻，新中国就在教员眼前，他已迫不及待奋力推开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