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为历史寻踪：寻找九三受降签字人徐永昌
摘要：
据《徐永昌传》记载，徐从军从政，有三点最为突出。第一是徐为人为官清廉。早年做军务杂役的时候，负责军需采购。一次军中内审，发现徐永昌的主管营私舞弊，当查到徐永昌时却没有。有证人作证：“徐老总廉洁自律，品行高尚。”人称军人为老总他为人诚恳老实，所报之价，无论你何处询问，皆可得到相同之数。这在当时那个贪污成风、乌烟瘴气的国民革命军里，可谓是难得一见的珍稀之宝。
本文改编自《新民周刊》，发表于2018年11月30日。
今岁九月三日，适逢我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庆典，全国范围迎来了为期一天的休假。尽管此举让众多人感到耳目一新，但须明确的是，这一天成为法定假日并非首度。
1945年9月2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政府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向盟军政府，其中包括中国政府，正式投降。紧随其后，即在次日的9月3日，当时的国民政府郑重宣布，这一天应被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并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放假。
至1951年，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确立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1999年，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了修订，明确指出抗战胜利纪念日不予放假。此规定一直沿用至本年度，方始有所调整。
众所周知，八一五这一天，实则标志着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刻，亦即战争在那日宣告终结。然而，直至9月2日，这一决定方才获得正式的书面确认。
七十年前，究竟哪位中国同胞，以何种身份，受命于我国政府，见证了日本投降的仪式并签署了投降书？
鲜为人知的抗战将领
2006年，我恰巧在美国夏威夷停留期间，目睹了密苏里号战舰静静地泊于港口。这艘战舰，便是1945年盟军代表在此接受日本投降并签署投降书的著名战列舰。尽管它早已退役，但至今仍作为一座历史展览馆，在美国向世人展示那段70年前特定时刻的历史记忆。
在参观舰艇之际，我步入展览馆甲板，目睹了那曾见证日本投降仪式的场所。那里陈列着一份日本投降书，其上赫然印有日本外相重光葵及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的亲笔签名。鉴于文物保护的需要，我所见乃是其复制品，而原件则珍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降书上，美国的签署者系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而我国签字的代表则是徐永昌将军。
徐永昌，身为抗战时期蒋介石政府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四大部长之一，与政治部的陈诚、军训部的白崇禧以及军政部的何应钦齐名，共同执掌军令部的大权。
军令部，作为国民革命军的特设机构，承担着参谋部的职能，并掌握着统率军队的权力。同时，它还肩负着国防建设、海陆空三军动员作战、后勤保障、情报搜集、统筹国内外武官事务、陆军大学管理、工兵部队指挥、战史编纂以及军事测绘等多项重要职责。军令部部长一职，举足轻重，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颇多。
归国之际，我于诸多文献中探寻得知，他诞生于山西崞县，并在大同度过成长岁月。他不仅以军事才干驰骋沙场，更曾担任山西省主席一职。身为山西之子，大同是我魂牵梦萦的故土，这一发现无疑点燃了我对他浓厚的兴趣。我的家乡竟孕育出如此一位杰出的抗战英雄；而与此同时，他却几乎被历史遗忘，这让我无法置身事外。因此，我踏上了探寻徐永昌的征程。
在大同古城，尽管邻里街坊间口耳相传，但记载于文字者却寥寥无几。数部传记中均有记载，徐永昌幼年失怙，年仅13岁便孤独地踏上了从军之路，从军队的杂役做起。1914年，徐永昌考入陆军大学，历经九年，完成了国内最顶尖的军事教育，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此后，他辅佐国民第三军军长孙岳。遗憾的是，1928年孙岳不幸病逝，徐永昌遂接任代理国民第三军军长一职。继而在1931年至1936年间，徐永昌担任了山西省主席的职务。
尽管他身居高位，但在山西，他所留下的痕迹已日渐模糊。在大同，坐落着几座历史悠久的宅院，岁月的痕迹斑驳其上，虽已荒废无人居住，却流传着它们是他早年从军起步的故地。他的父母本应安息于兴国寺的陵园之中，却选择了在彼处建造了现代化的建筑。至于太原，他的旧居依旧存在，如今仅剩半壁残垣，已成为某党派办公的场所。位于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北京宛平，国家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徐先生的记载颇为简略，仅以一笔带过。馆内展示的一张侧面照片，记录了他曾在密苏里号上签署历史性文件的时刻。
在四川樊建川的抗战文物纪念馆，我有幸与馆内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其中一件小事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工作人员向我提及，有人试图捐赠一支笔，称其为徐永昌将军在受降仪式上代表我国签字所用的笔，并且自称是徐将军的女婿。然而，徐永昌将军生于1887年，并于1959年在台湾逝世，所谓的“大陆女婿”身份显然与现实相去甚远。
不久前，我有幸结识了上海一位声名显赫的画家。他曾在《新民晚报》上创作过一幅画作，描绘了七十年前徐某签字的情景。然而，由于他苦于始终未能找到徐某的任何照片，只得将张自忠的面容作为替代。即便是专业画家也难以寻觅，这充分说明了徐永昌的相关资料实在匮乏。
降日前一日抢购签字笔
偶然间，我因公出差至台湾，得以参访国军历史文物馆，其中展出了众多徐氏的遗物。随后，我在山西会馆逗留期间，提及了徐永昌的名字，未曾想馆内工作人员对此事极为上心。不久之后，他们竟然成功找到了徐氏家人的联系方式，并经由我在台北的同事转交给了我。于是，我开始与徐家取得联系，经过多次电话和书信的交流，我终于获得了拜访当时仍健在的徐永昌第三任夫人李西铭女士，以及徐家最小的女儿徐元容女士的机会。
李西铭女士，一位地道的北京人，尽管她在台北定居已逾数十年，然而她的北京话依然字正腔圆，流利如初。我们交谈得十分愉快，她提及，在徐将军签字的前一天，她才意识到并未准备一支称心如意的签字笔，为此，她特地派遣副官前往东京选购。承蒙她惠赠《徐永昌传》，方使我得以了解徐氏更多的传奇故事。
《徐永昌传》中载，徐永昌投身军旅，从政生涯中尤为凸显的，首当其冲的是他身为官员的廉洁自律。在早年担任军务杂役期间，我主要负责军需采购工作。某次军中内部审计时，揭露了徐永昌的主管涉嫌营私舞弊。然而，在追查过程中，却并未发现徐永昌有任何不当行为。证人证言：“徐总”当时称军人老总他性格诚实厚道，所提供的价位，即便你四处询问，也难以寻觅到第二人。这在当时那腐败横行的国民革命军中，实属难得的珍稀之宝。
徐一生如此，即便在离世之后，他在台湾及海外的妻室子女亦未能继承丰厚的遗产。徐先生历来深受各级上司的信赖，无论是孙岳、阎锡山还是蒋介石，他们对其均寄予厚望，这皆因徐先生刚正不阿、品行端正，方能在官场中身居高位。
最终，他对教育的重视与他的个人成长历程密不可分。徐氏出身寒微，与国民革命军中多数出身优渥、教育背景良好的军官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他在治学之路上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刻苦精神。在陆军大学求学期间，他的成绩起初在录取的160人中仅排名倒数第二。为了不被淘汰，他付出了“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辛勤努力。第一次月考便跃升至第61名，第二次月考则位列第24，第三次月考更是攀升至第4名，此后他始终名列前茅。徐氏见解独到，勇于创新，赢得了数位德国教官的敬佩，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开始了他的军队领导生涯。正因如此，他始终将教育视为重中之重。
在抗战的中期阶段，他曾言：“历经四年战火，若对日作战，至少还需八年之奋战，然而我国教育水平尚显不足，故宜将战线拉长至十年。”在他看来，抗日战争必须是一场持久战，而我国教育的滞后性无疑进一步加大了这场斗争的挑战性。
即便在抗战节节败退之际，徐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坚信教育能够重塑中国的面貌，这一信念源于他亲眼目睹勤奋学习如何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他在日记中记录道：“今日之败，并非战场上的百万雄师所导致，而是源于全国范围内知识与能力的不足，特别是知识的偏差。因此，在面临巨大困境、民众有所警醒的此刻，改革教育、确立正确的救国理念，与抗击外敌同等重要，其进程亦应与抗战同步！我们必须认识到，敌人的侵略，实乃天意借恶人之手警示我们。我如今一边抗敌，一边勤奋自省，这难道不是为未来成就我之基础吗？”正得益于他秉持的这一理念，他在抗战时期始终担任陆军大学的校长一职。
在谈及个人经历时，徐元容女士，现定居澳大利亚，如此回忆道：“我父亲总是津津乐道于他在大同的童年岁月，以及他在学校的点点滴滴。然而，提及家人，尤其是他的父亲，他的话语中充满了遗憾。身为一个年幼的孤儿，他无法为父母安葬一座体面的坟墓，只能挑选几块五彩斑斓的石头，用以标记他们安息之地的方位。多年后，当他重返大同，他竭尽全力地寻找那些曾标记祖坟的彩色石头。”
徐的女儿这样说道：“父亲偏爱那份朴素的欢愉，例如在酷暑难耐的夏日午后，能够品尝到新鲜的水果，亦或在寒风凛冽的冬夜，享受一炉温暖的炉火。他尤其钟爱每个周日的郊外之旅，他会请当地的农民为我们编织一个草笼，笼中关着蟋蟀，而非购买那些价格不菲的玩具。”
提及徐的短处，或许便在于他生平风流韵事颇多。张学良曾回忆道：“他并无任何特别的爱好，既不打麻将，也不沾酒……唯独对女性情有独钟。在郑州那段时间，他虽已战败，国民政府军已至，但他仍率山西军与冯玉祥部在前线奋力抵抗。即便军队撤退，他老人家仍与那位女子相伴，那女子哭泣不舍。”徐一生三度成婚，然在彼时军阀横行的历史环境下，妻妾成群亦非罕见之事。
遗物资料待研究
2013年，徐先生的第三任夫人李西铭女士不幸因病离世。在她生前，我始终怀揣着邀请她莅临山西一游的愿望，遗憾的是，由于她的身体状况不佳，这一愿望终究未能实现。
徐夫人仙逝之际，某日我接到了徐永昌的女儿来电。她告知，徐永昌生前留下了些许遗物，徐夫人始终珍视，未曾愿意轻易舍弃。随着夫人的离世，台湾已无合适的存放之地。她问我是否愿意协助整理这些宝贵的资料。
我深知此事分量之重，故屡次前往台北，积极参与整理徐永昌将军与夫人遗留的遗物。最终，徐将军的千金应允，将整理完毕的父亲遗物暂时存放于我处，待将来寻得适当之用。
徐将军离世之前，已将众多珍贵的历史文献悉数托付于台湾的国军历史博物馆。在我所珍藏的遗物中，赵正锴副将所撰写的《徐永昌传》固然重要，然而最为宝贵的，莫过于徐永昌的多幅照片及其日记。尽管这些照片已略显泛黄，但其纸张、显影与定影依旧保持得相当完好，触摸间便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历史的深沉。至于他的日记，共计十二卷，自1916年起便详尽记录了其每日的生活、工作与自省。《徐永昌日记》的时间跨度涵盖了民国、抗战、内战以及他在台湾的晚年时光，内容丰富，涉及卢沟桥事变、西安事变以及蒋介石在台湾政局中的重大变迁等多个关键历史时期与事件，实为难得的历史瑰宝。此外，遗物中尚有徐将军的两件旧军服，保存颇为不易，每逢阴雨天气，便需频繁取出晾晒以防霉变。
凭借丰富的史料，我匆匆奔走四方，渴望在大同建立起一座纪念他的纪念馆。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此事至今仍无实质进展。与此同时，我亦持续与徐氏家族保持联系，期望他们能够莅临北京或其他地区参与抗战纪念活动。遗憾的是，由于个人能力有限，这一进程颇为缓慢。
我深感欣慰，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对本人所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精心整理，并进行了深入采访，从而生动记述了徐永昌将军的事迹。这与去年国家正式公布国民革命军抗战烈士名单之举相呼应，体现出对历史的深切尊重，也是对那些英勇烈士的同胞们的一种郑重认可。
三晋出版社的掌门人张继红社长，亦决意重新整理并出版《徐永昌日记》。此举对于国共党史的研究，乃至我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鉴于现有的徐永昌日记手稿笔迹风格迥异，行文以文言为主，称呼多用字号，即便对于学者而言，阅读与解读亦非易事，对于普通的历史爱好者与学子而言，更是如此。
在探寻徐永昌、追寻徐永昌的历程中，我结识了众多良朋益友。尽管纪念徐将军的愿望尚未成真，我仍深感他们的激励与鼓舞。他们使我认识到，国民所关注的，不仅是庆祝的方式，更是如何将记忆永存。
铭记前事，以鉴未来，历史始终由人类所塑造。中华民族并非一个遗忘过去的民族，亦非冷漠无情之族，而是一个深知来龙去脉、胸怀远大理想的强大民族。让我们共同珍视过往，共同展望我们共同的未来。
（本口述者系美国籍华人，原籍地位于我国山西大同，个人致力于挖掘徐永昌先生的相关史料，竭力推动徐永昌纪念馆的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