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叶永烈讲述陈独秀不为人知的妻子
陈独秀的一生充满波折，与他相爱的女子亦聚亦散。据知名作家叶永烈的研究，陈独秀除三位明媒正娶的配偶外，尚有一位隐秘的伴侣，她便是来自泗洪双沟下草湾的施芝英。
位于淮河与洪泽湖接壤之地的下草湾，是一片草木葱郁的土地。在这个名叫施马的自然村落里，施、马两姓居民居多。这里诞生了一位名叫施芝英的女性，她的一百多年的生平故事，如今被时髦地比喻为一位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中务工的苏北女子，亦或是被陈独秀所庇护的“第三者”。至于她与陈独秀的相识经过，以及是否育有女儿，目前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往昔岁月，我有幸在双沟镇担任工作队成员，队部便设立在施马庄。此外，我还曾踏足安庆，瞻仰陈独秀先生的故居。此地山清水秀，气韵非凡。在山林深处，仅两间屋舍的陈独秀生平展馆前，我久久驻足，沉思良久……（陈平）
以下内容摘自叶永烈搜狐博客
在2009年，我们迎来了五四运动的90周年庆典，同时也是纪念中国现代史上杰出人物陈独秀先生诞辰130周年的重要时刻。
陈独秀曾经离奇地失踪了一段时间，没有历史记载。我因写作《红色的起点》涉及陈独秀，访问了当年陈独秀的秘书、密友郑超麟先生。郑先生当时已 90岁高龄，记忆力不错。他向我透露了其失踪的鲜为人知的原因：“陈独秀因伤寒病入院治疗，当时他与一位女性同居，因此不愿让旁人踏入他的居所。他入院期间，生活照料全由那位女性负责，也是出于不想让他人知晓的考量。”郑超麟先生最终道出了这段历史的“隐秘”……
陈独秀失踪案
在中共党史的浩瀚篇章中，总书记失踪之事堪称绝世孤例，仅此一遭。
1926年的一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不幸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络。
总书记的下落如何？是遭遇了敌人的秘密逮捕、暗害，还是发生了其他意外情况？
陈独秀，中共初创时期的领军人物。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其职位等同于总书记。随后在“二大”与“三大”的会议中，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亦即总书记。在“四大”和“五大”期间，陈独秀则身兼总书记一职。陈独秀连续五届担任中共总书记，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声名显赫，备受瞩目。为了躲避敌人的侦查，他的行踪始终隐秘莫测。住所频繁更换，地址更是严格保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通常采用单线方式，1926年初，便是通过中共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胞弟）与陈独秀建立的单线联系。
陈独秀当时寓居于上海。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发生在1926年的一月中旬，那时他接见了从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归来上海的朱蕴山。陈独秀在接待客人或召开会议时，习惯性地前往上海虬江大戏院西侧的广东街正兴里，那是任作民的住所，他从不邀请客人至家中。在与朱蕴山的会面中，陈独秀认真听取了汇报，随后派遣柯庆施、薛卓汉一同前往安徽，展开工作。
自此，陈独秀数日未曾踏入任作民处办公。往昔，他常至上海长沙路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却再无他的身影。此刻，连任作民也未能探知陈独秀的居所所在。
中央机关与总书记的联系中断，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正当此刻，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抵达上海，急切地渴望与父亲团聚。身为陈独秀的嫡长子，陈延年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归国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即当时的省委书记。他来到上海的亚东图书馆，找到了经理汪孟邹。汪孟邹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然而，他却同样对陈独秀的行踪一无所知。陈延年多方打听，却始终未能找到任何线索。
众人焦虑不安，陈延年更是情绪激动，泪珠不由自主地滑落。众人心中暗忖：恐怕凶多吉少！
陈独秀失踪的消息迅速传开，很快便传入了国民党右派的耳中。他们借此机会散播谣言，称陈独秀已秘密前往武汉，意图与军阀吴佩孚勾结。
在192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第143期中刊登了一篇题为《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的文章，针对国民党右派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陈独秀的下落成谜，中共中央机关对此一无所知。据推测，他可能已被敌人秘密逮捕。为此，中央派遣了青年团员高尔柏前往上海郊区的松江县城进行调查。高尔柏是松江本地人，与当时江苏省长陈陶遗亦为松江籍，两家素有渊源。高尔柏与陈陶遗会面，试图间接了解情况，但陈陶遗并未提及陈独秀，这表明他们可能并未成功抓捕到陈独秀。
遍寻陈独秀不得，无奈之下，只得由任作民出面，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其中包含了联络暗号。然而，启事见报后，依旧杳无音信。
直至二月末，陈独秀竟意外地出现在任作民的居所！他面带笑容，全然不见被捕的迹象。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得知总书记安然无恙，纷纷松了一口气。正在筹备乘船离沪的陈延年，也紧急召回，父子重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总书记近一个月未曾露面，其行踪成谜。陈独秀透露，总书记于上月初期突发伤寒，随即入院治疗，因此与党中央中断了联络。在病榻之上，总书记翻阅了《民国日报》，发现了关于寻找他的启事。鉴于预期不久将康复出院，总书记便未立即与任作民取得联系。
这场风波最终画上了句号。该事件在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中被记录为“陈独秀失踪案”。
陈独秀三婚史
陈独秀历经三次婚姻，每一段联姻均系公开之举。他的第一位妻子名为高晓岚，二人于陈独秀十七岁、高晓岚二十岁时喜结连理。高晓岚乃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之长女，而陈独秀亦系安庆人士。此番婚姻，乃陈独秀的母亲与叔父陈衍庶精心挑选而成，鉴于陈独秀之父陈衍中早逝。婚后，高晓岚共生有三子一女，分别是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与陈筱秀。
高晓岚，一位旧式的文盲女性，其思想与陈独秀相比，似乎相隔了不止一个世纪。随着陈独秀日益投身于进步运动，进而走向革命，家庭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她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名叫高君曼，乳名小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热爱文学，思想亦颇为先进。陈独秀与高君曼志趣相投，情感迅速升温，陷入热恋。1909年，31岁的陈独秀与高君曼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此后，高君曼诞下了一子一女，分别是陈鹤年和陈子美。
高晓岚于1930年8月离世。次年，高君曼亦告别人世。陈独秀的第三任妻子名为潘兰珍，她比陈独秀年轻二十载，曾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女工。1930年，陈独秀与潘兰珍在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起初，潘兰珍对陈独秀的政治身份一无所知。直至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她才揭示了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尽管如此，她并未弃陈独秀而去。陈独秀出狱后，潘兰珍与他始终相伴左右，直至1942年5月27日晚，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
陈独秀与高晓岚、高君曼、潘兰珍三位女性曾共同度过多年时光，她们的伴侣身份均为人所共知。然而，有一桩例外，那便是引发“总书记失踪”风波的女性。在此期间，陈独秀与高君曼虽已分居但尚未正式离婚。高君曼携子女定居南京，陈独秀每月向她汇寄30元生活费。他们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是陈独秀对另一女性的倾心。这位神秘女性究竟是谁？郑超麟未曾见过她，陈独秀亦未曾提及。不过，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信中，对此女性有所描述。
1922年，陈独秀出狱后继续居住于上海老渔阳里2号。尽管他仅被拘留了两周，且寓所内并无党文件（文件存放在辅德里625号），他还是在原址居住了两个月。4月，他单独在上海南成都路临街的住宅租用了楼上的一个房间，我亦曾探访过那处。然而，他在那里仅逗留了一个月。进入5月，他搬迁至上海县境内。他的新住址并未告知我，但每隔三五天他会来我的住所处理文件。在上海县的新寓所，仅有一位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晓，李启汉偶然在县境内遇见陈独秀，方得入内。据说，陈独秀与一位年轻女子同住。至于这位“年轻女子”的身份，李达并不知情。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在其回忆录《忆往事》中也提到：“当时党中央保持秘密状态，李达白天很少外出，日常的信件和稿件等事务多由我处理，寻找陈独秀颇为费劲。后来从陈独秀妻子那里得知，陈独秀另租了小屋与另一女子共同居住。”
在1989和1990年间，我多次拜访了王会悟，就她提及的“另一位女子”究竟是怎样的个体进行了询问。王会悟回应称，她从未亲眼见过这位青年女性。这位神秘女子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她究竟是谁？
陈独秀之女
雪泥鸿爪，终留痕迹可觅。据郑超麟所述，陈独秀逝世后，潘兰珍向他提及了一段往事：1937年8月，陈独秀在南京获释。随后，在9月中旬，潘兰珍陪伴他一同前往武汉，下榻于汉口德润里。陈独秀曾在汉口青年会进行了一次演讲。某日，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女突然来到汉口青年会，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名叫陈虹。在陈独秀与陈虹的见面中，潘兰珍也在场。在此之前，潘兰珍对此女一无所知。如今，陈虹的下落不明。若能寻得陈虹，或许也能追溯至她的母亲。
我从另一途径获知一重要线索：1980 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张某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内中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由于陈虹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此信转往上海。据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中共上海市委派出了联络员，前往陈虹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该单位派专人核查陈虹死亡经过。陈虹之女还曾专程从新疆赶来上海，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同志。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1924年2月15日出生，解放前她曾是戏子，担任演员，并与一国民党官员夏某在重庆结婚。后与夏某离婚，转至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并与该厂的张燕结婚，育有一女。解放后，张燕投身上海电影乐团，而陈虹则在一家电影制片厂担任化妆品保管员，是一名平凡无奇的职员。自1962年起，因健康状况不佳，她很少上班。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她被迫每天到厂参与运动。起初，因其并不属于“三名三高”的范畴，陈虹并未遭受批斗，仅参加了化妆组的政治学习。但随着运动深入，有关个人历史问题的清查展开，有人贴出大字报，指控陈虹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面对指控，陈虹坚决否认，声称自己是陈独秀的养女而非亲生女儿。1969年，陈虹因食管癌病逝，时年仅45岁。
郑超麟回忆道，潘兰珍曾提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相会时，曾吐露一句分量颇重的话语：“你并非我的亲生女儿，你只是你母亲的女儿。”由此推断，陈虹实为陈独秀的养女，而非亲生骨肉。但令人意外的是，陈虹生前留下的一份自传中，她却自称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她解释称，在工厂中声称自己是陈独秀的养女，只是为了减轻自身所承受的政治压力。
此外，陈虹诞生于1924年，恰逢陈独秀与一位身份成谜的女性秘密相守的时期（此间秘密同居大约有三四年之久）。
据目击者所述，陈虹的面容，自鼻尖以下，颇似陈独秀。
关于陈虹是否为陈独秀亲生女儿的身份，按照常规，她的档案资料中应当有所体现。然而，在1960年3月和1965年6月，陈虹分别填写了“职工登记表”。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家庭成员”一栏，还是“社会关系”一栏，都没有提及她的父母信息，仅记录了她的前夫夏姓。
既然那样，为何在“文革”期间，有人会在大字报上揭露她那鲜为人知的背景？这消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略查陈虹的档案，便清晰了：在填写“职工登记表”之际，她额外附上了一张纸，向组织详述了数事，其中便提及了自己的父亲乃陈独秀。然而，陈虹对父亲的记忆颇为模糊，因陈独秀早早与她母亲离异。自幼习戏，陈虹以独立谋生为目标。她讲述了成年后唯一一次与陈独秀在汉口相遇的经历。她前往寻找父亲，期望他能资助自己的生活。然而，见面时，父亲身旁站立着一女子（即潘兰珍）。目睹此景，陈虹与陈独秀交谈未久，便愤然离去。
陈虹的这一段说明，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相近。但是，陈虹没有提到陈独秀所说的那句话：“你并非我的女儿，你乃是你母亲的女儿！”
陈虹的出身之谜至今未解。据王长江同志的调查，他推测陈虹可能是陈独秀的养女；然而，陈虹的自传等资料却显示，她实际上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
然而，在探究陈虹背景的途中，我不期然在陈虹阐述历史问题的一张纸页上，发现了她母亲的姓名——那名未曾留名的女子，本名施芝英！
在陈虹填写那份“职工登记表”之际，施芝英尚且健在，然而两人之间的联系已是寥寥无几。档案中清晰地记录了施芝英在上海的住址。透过六十多年历史的迷雾，线索终于得以显现。
户籍档案描绘了她的身世轮廓。
上海的繁华之地，非城隍庙莫属，它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在这片古老的城区，狭窄的巷弄两旁，一排排传统的民居错落有致。循着地址指引，我抵达了安澜路这条短小的街道。在一座三层高的楼房中，我向居民打听是否知晓曾有一位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居住于此。一位慈祥的老妇人回应说，这里只居住过姓王的家族，至于姓施的居民，她并未听闻。
无奈之下，只得向派出所寻求帮助。在民警葛学鸿等同志的热心协助下，我们查阅了户籍档案。幸运地，我找到了施芝英的名字。根据户籍记录，她出生于1901年12月25日，籍贯为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现属江苏泗洪县），文化程度为初小二年级，职业栏中仅写着“家务”二字。这份户籍档案的简略记载，仅以粗线条勾勒出了施芝英的大致生平。由于她是一位家庭主妇，因此并未有详细的人事档案。而陈独秀则生于1879年，比她年长22岁。
户籍登记中详细记录了施芝英配偶的相关信息：王蔚如，别名王清林，诞生于1898年1月6日，籍贯江苏南通，曾任职于南通大生纺织公司。1957年3月12日，他从南通市寺街迁户口至此地。而施芝英原先的居所位于上海永吉新村。
据此而言，那位老妇人提及安澜路小楼曾居住过姓王的家族，言辞间流露出赞许之意。通常，上海人习惯于称呼老年妇女时，会以其夫姓加上“伯母”、“阿婆”等后缀，如“王伯母”、“王家阿婆”等，鲜少知晓施芝英本名。
根据户籍记录，他们于1965年1月4日搬迁至上海会稽路。我遂前往另一派出所，对户籍档案进行了查询。查阅后发现，他们的名字下方均被加盖了“已故”字样的黑色戳印：王蔚如于1969年11月3日因胃出血离世，享年71岁；紧接着的1973年12月23日，施芝英因脑溢血离世，享年72岁。至于他们是否有其他亲属，户籍登记上仅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并无其他家庭成员的信息。
我逐页翻看那些陈旧的户籍记录，目光落在王蔚如、施芝英的名字之后，突然发现“王美珍”的名字跃然纸上。注明她是他们的女儿，而她的出生日期是1927年2月16日。备注栏中清晰地写着“由香港迁来”。遗憾的是，由于工作中的疏忽，户籍册上仅盖有“迁出”的图章，却遗漏了迁出的具体年月以及迁往的目的地。
施芝英、王蔚如、陈虹均已踏入那神秘莫测的彼岸，无缘再接受采访。王美珍亦无确切下落。施芝英的生平资料匮乏，我遂尝试探访她昔日所居的会稽路，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她的故事。
沿着蜿蜒的巷子前行，两侧林立着三层高的住宅楼。我寻到了施芝英曾居住的那栋住宅。在门前，偶遇一位年约三十的男士。他瞥见我的介绍信后，语气中带着惊讶：“哦，施芝英，难道不是陈独秀的侧室吗？”
介绍信上仅提及了了解施芝英的相关信息，然而他却立刻提到了陈独秀。这表明，那些深植于人们心中的“活记录”，相较于档案室中的静态文件，更为详实和鲜活。他邀请施芝英的旧居邻居周阿姨帮忙，周阿姨随后又引荐了多位邻居。大家纷纷讲述，相互补充，对施芝英的往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据说，施芝英身形修长，面容清秀，与陈独秀同籍安徽。
然而，她久居上海，流利地使用上海话，同时亦能操持普通话。她阅读报纸和书籍，待人接物和气有礼。她居住在二楼。在日常生活中，她与邻里共用一个厨房，从未有过不愉快，人缘颇佳。施芝英平日鲜少外出。她和丈夫王蔚如两人相依为命，家中鲜有客人造访。偶尔有一位自称是“妈妈”的女人前来，但她并不在施芝英家中过夜，甚至连春节也不前来拜年。平日里，她一大早就和丈夫一同前往公园散步，练习太极拳，采购日常所需，随后回家烹制三餐。闲暇时，她偶尔会玩玩麻将以消磨时光。
家中陈设着一套精致的红木家具，显然家境颇为富裕。然而，她并无固定工资收入，而王蔚如仅靠退休金维生。起初，退休金是从南通每月汇款而来，后来则改为在邻近的广达袜厂领取。施芝英曾提及，她早年在上海永吉新村的住所，是在解放前以金钱租借所得。
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一幅她二十余岁时的巨幅照片，其尺寸甚至超越了26英寸的电视屏幕，被精心镶嵌在红木镜框之中。每一位踏入她家的客人，都会首先注意到这幅照片。这是一张她的半身像，显得年轻貌美，容光焕发，身着高领旗袍，手腕佩戴着数只镯子，手指上则戴着璀璨的猫眼宝石戒指。即便在“文革”动荡时期，这张照片依旧挂在原处，她的家也未曾遭受冲击。此外，家中还珍藏着一尊金色的观音菩萨像，平时被放置在阁楼，偶尔会拿给邻里观赏。而一套精美的银质餐具，也是家中不可或缺的宝物。
1969年，王蔚如离世后，施芝英陷入了经济困境，曾向居委会寻求经济援助。然而，她仅领得一个月的补助后，便有传言称她生活并未陷入困顿。听闻此言，她坚决表示不再接受补助，自此再未领取。她依靠变卖家中的细软维持生计，生活尚可。她时常独自在家中消遣，以打牌为乐。
每逢农历岁末，她总显得格外孤独，而住在邻栋的杨家老太太却总不忘邀请她共进年夜饭。这位杨家老太太与她情同姐妹，数十年的友情弥足珍贵，可惜如今已仙逝。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酒后话匣子便打开了，她总是滔滔不绝地提到，对她最好的那位“老陈”。杨家对“老陈”一无所知，她却轻声回答：“陈独秀。”接着，她便讲述起与陈独秀共同生活、共同从事地下工作的往事。杨家众人听罢，一头雾水，以为施老太太（杨家称呼她为“大大姆妈”）不过是酒后胡言，并未深究。老年人常常怀念那段青春岁月。邻居周阿姨也记得，施芝英在王蔚如离世后，多次提起“老陈”，但她并未追问到底，因为她不好意思过多探询她的前夫。然而，每见那张大幅照片，施芝英便会滔滔不绝地谈起往事。
她很怀念“老陈”。
施芝英离世情况如何？
周阿姨对此事了如指掌。她清晰地记得，施芝英是在1973年冬至的次日离世——我查阅了《万年历》，确认1973年的冬至恰逢12月22日，次日便是23日，与户籍档案中记载的施芝英去世日期完全吻合。冬至，上海人称之为“冬节”，习俗上会享用一些滋补食材来庆祝。当时，施芝英便在菜场排队选购了两只猪蹄膀，与人参一同炖制成汤。她们共用同一灶间，因此周阿姨对施芝英那天如何度过冬节有详细的了解。那天，施芝英的状态如常。
夜深人静，周阿姨已然安寝。忽闻施芝英急切地呼唤，她立刻起身，用力推开施芝英的房门。然而，门被反锁，难以开启。她赶紧叫来居委会的干部，合力推门，终于成功打开了门。踏入屋内，只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正经历腹泻之苦。居委会干部立刻呼叫了那位被称为“大姑娘”的人。这位“大姑娘”是环卫工人，专司倒马桶，以力大闻名，众人皆以“大姑娘”称呼她。她立刻背起施芝英，将她送往普安路185号的曙光医院。
医生评估后，认为施芝英的病情并不严重。若需住院，必须有专人陪伴护理。鉴于施芝英独自居住，且无人能陪护，居委会干部决定由“大姑娘”将她背回家。到家后，施芝英意识清醒，让“大姑娘”将她安置在床上，连声感谢，并请她关好房门。周阿姨回忆，那时大约是深夜12点。次日清晨，屋内无任何动静。周阿姨在门外呼喊，无人回应。她推门进去，发现施芝英已卧床去世。医生诊断，施芝英因脑溢血去世。施芝英身边无人，谁将负责处理她的后事？居委会干部回忆起四年前王蔚如去世后，他的子女将骨灰送回南通安葬的情况。王蔚如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均居住在南通。因此，他们发电报至南通，王的外孙女等亲属迅速赶来，处理了后事，并决定火化施芝英后不保留骨灰。王的外孙女整理了施芝英的遗物，装满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幅施芝英的大照片镜框被拆下，未被保留，最终被丢弃在垃圾堆中。
在邻里之中，住着一位名叫刘科达的中学生。一次出于好奇，他翻阅了那些被丢弃的照片，意外地发现施芝英的大幅照片背面，竟然也藏有一张尺寸相仿的影像。啊，那画面中展现的是一个英姿飒爽的男士，身着笔直的西装，头戴整洁的短发，手持一根“司的克”（手杖）。时至今日，刘科达依然能清晰地描述出照片中人物的形象，并向笔者娓娓道来。邻里们得知，那位身着西装的男子，正是施芝英生前屡次提及的“老陈”。
杨家方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那番言辞，并非空穴来风，那“老陈”原来正是陈独秀！难怪，我在门口偶遇那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初次交谈便提及陈独秀，原来他是刘科达的胞弟。后来，他们在书报上看到陈独秀的照片，不禁发现，那正是施芝英珍藏的大照片中的那位男子。
王蔚如的子孙弃掷那镜框，其心境不言而喻：施芝英作为王蔚如的继室，本就与他们之间存有一道隔阂，加之镜框内还藏有施芝英前夫的影像，因此“理所当然”地将之视为弃物。
关于那两张巨幅照片自被弃于垃圾堆之后的不幸归宿，至今仍是谜团。若它们至今得以留存，无疑将成为极其宝贵的历史影像。
此外，据周边邻居的亲眼所见，王家后人离去之后，施芝英的居室内地上散落着解放前流通的旧版纸币。
传闻中，施芝英与王蔚如结为连理，却未曾育有子女。至于王美珍的出身，目前尚无确切信息。至于在陈独秀之后、王蔚如之前，施芝英是否再嫁他人，亦成谜团。
经过多方细致的调查，施芝英的过往经历终于渐渐清晰。她与陈独秀的数年婚姻关系已确凿无疑。至于“总书记失踪”的谜团，也已真相大白。尽管未来可能还有更多详实史料被发现，以进一步揭示陈独秀这段鲜为人知的过往。